丁韪良：以传教士身份来华60余年，见证晚清的社会变革

文/徐永超

近代中国的历史上，传教士群体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。其中有一位来华传教士，不但前后在中国62年，成了地道的"中国通"，还曾深度参与了晚清社会的变革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此人就是丁韪良。

丁韪良（1827－1916），号德三，别号冠西，美国人。本名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，自幼成长于一个牧师家庭。1850年，他被教会派至中国宁波。一开始，他对这个号称中央之国的很是陌生。不过，为了传教事业，他打算向先辈利玛窦一样学习中国文化，融入中国人的生活。

此后十年里，丁韪良一直在浙江宁波度过。期间，他以拉丁字母为基础，编纂出一种用于书写"宁波话"的拼音，帮助孩子和老人们识字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便可以阅读圣经。传教之外，丁韪良还对中国的政局十分关心，曾公开表示同情太平天国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中，丁韪良作为一名"中国通"担任了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。在缔结《天津条约》的过程中，丁韪良发现，清政府官员对国际外交惯例十分无知，比如耆英就声称清皇帝就是上帝，还要求公使下跪受书。

为了让清朝人，知晓外交规则，丁韪良移居北京，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《万国公法》，将西方的外交理念介绍到中国。翻译完成后，恭亲王奕訢接见了他。事后丁韪良回忆，奕訢表现得"十分和蔼，如同对待一个朋友，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手握特权的皇家威严"；同样，这次接见中，学识渊博又熟悉中国的丁韪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经历了内战外乱的清政府痛定思痛，决心开展洋务运动。办洋务，需要精通西学的人才，而培养人才，就需要专门翻译、教授、传播西学的学堂。为了尽快培养出一批栋梁，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，在慈禧太后的大力支持下，终于排除了朝野上下的反对声，于1862年在北京开设了著名的京师同文馆。

最初，恭亲王想把同文馆办成一所精英学堂，招收的都是八旗子弟和科举正途人员，可这些人都觉得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正途，所以一开始，前来就读的学生寥寥无几。为了招生，主管人员开出来了优厚的条件:凡是来就读的学生，每月给予一定薪金。这才吸引了一批在科举上屡试不第的学子前来。

1869年，丁韪良在洋海关赫德的推荐下，出任同文馆总教习（校长），开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。同文馆创办之初，只有英文课。丁韪良任职后，主持增设了科学课程，学制设为八年，教材是自编的《格物入门》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负责的国际法课程，用的是自己翻译的《万国公法》。丁韪良满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培养睁眼看世界的人才，从而推动中国的进步。不过，他低估了传统思想对学子们的影响。没有科举及第的荣耀，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普遍不高。即使成绩的，也多以没能通过科举入仕为憾。比如，从同文馆出去的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张德彝，他八次出使外国，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见闻录。然而，他心中的最大遗憾，还是没有通过科举做官，他晚年还在叮嘱子孙一定要走科举正途，以免被瞧不起。

尽管如此，同文馆的创立，还是为进一步推广新式教育，促进了教育现代化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这里面，丁韪良功不可没。

甲午战争中，中国竟然败给了蕞尔小国日本，这极大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。这时，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，他们呼吁朝廷进行维新变法。在这一思潮影响下，1898年，光绪颁布了《明定国是诏》，推行变法，其中的一个举措就是设立京师大学堂（今北京大学）。皇帝任命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，又在李鸿章推荐下，丁韪良出任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。

开学之际，孙家鼐表示，他可以不参加祭孔典礼，但身为传教士的丁韪良仍然坚持参加开学的祭孔典礼，并向孔子像鞠躬，以表达对中国文化认同。这招致其他传教士的抨击，认为此举是对神的背叛。

创办之初的京师大学堂，不但是全国最高学府，同时还行使这教育部的职责，统管了全国教育事宜。作为管学大臣的孙家鼐的主要工作是"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"，另一位"中总教习"许景澄，则长期出使异邦。因此，大学堂的实权皆在丁韪良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他才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。

京师大学堂设立两个仅月，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，京师大学堂虽然硕果仅存，但办学也遭遇了困境。两年后，义和团之乱爆发。丁韪良被迫到美国使馆躲避。

1902年，清廷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，丁韪良再次担任西学总教习。由于薪资问题，洋教习们与新任管学大臣的吏部尚书张百熙发生纠纷，被全部辞退。丁韪良无奈，只好离开北京。此时，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，他极力邀请丁韪良到武汉创办一所大学，可惜没过多久，张之洞即调任两江总督，创办大学的计划半途而废。

晚年的丁韪良深居简出，极少公开活动。1916年12月，89岁高龄的丁韪良因肺炎在北京去世。他死后，与妻子合葬在北京西直门外的公墓里，永远长眠在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