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6万志愿军入朝作战，金日成索要指挥权，彭总：我要对将士负责
26万志愿军入朝作战，金日成索要指挥权，彭总：我要对将士负责
1950年10月19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奔赴战场，士气高昂地跨越鸭绿江，前往朝鲜参战。首批进入朝鲜的志愿军由四个军组成，分别为第38军、第39军、第40军和第42军，同时还有第1、第2和第8三个加强炮兵师，总兵力约为26万人。不久之后，第66军和第50军也相继进入朝鲜。
志愿军在入朝参战前，朝鲜人民军在美军的空中和炮火打击下遭受重创，从十万大军锐减至仅三万人，金日成甚至不得不撤进山区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26万大军的及时驰援，对于朝鲜来说绝对是雪中送炭。
当志愿军抵达朝鲜后，双方在指挥权的归属问题产生了分歧。金日成坚持要求彭总将中朝联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朝鲜方面，他坚定地表示“中 朝军队，统归我指挥”。这一强硬的立场立刻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。
在志愿军出兵朝鲜与朝鲜部队协同作战前，指挥权的归属问题就已经成为了双方面临的重大挑战。在中方决定派兵援助朝鲜之前，两国已经开始就出兵的具体安排进行磋商。但由于形势紧迫，关于出兵后的后勤补给、通信联络、指挥协调等关键问题并未形成任何正式协议。
在伟人决定支援朝鲜时，他曾向金日成发出电报，邀请朝鲜代表前往沈阳，详细讨论志愿军的入朝事宜。然而，当朝鲜代表抵达沈阳时，依据金日成的意愿提出了要求：“鉴于美国正在向朝鲜增派兵力，希望中国能迅速出兵，同时希望志愿军的指挥部能设在平壤北部的德川。”
金日成提出这一建议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指挥部就设在德川。他认为，既然中国军队是来朝鲜参战的，那么26万志愿军的指挥权自然应当归朝鲜所有。
而作为志愿军总司令员的彭总，面对当前局势，深刻认识到，两国间的协作必须根植于互信和周密准备。他通过电报向领袖汇报了朝鲜人民军面临的诸多挑战，如征兵体系的不足、军人家庭的安置难题以及指挥架构的幼稚等。这些问题无疑严重影响了朝鲜军队的战斗力。同时，他也坚定地表明了自己对于指挥权的看法—只有中方对志愿军拥有完全的指挥权，战争的胜利才能得到保障。
收到电报后，伟人立刻作出指示，金日成同志可以在公开场合表述为“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统一指挥下协同人民军抗击侵略者”，但应避免过多解释。
随后，总 理在给金日成的电话中再次强调，“（在发表演讲时）必须修改为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下参与作战’。”
事实证明，伟人、总理等领导实际上从未真正考虑过将志愿军的指挥权交给朝鲜方面。
1951年11月5日，苏联代表什特科夫传达了斯大林的观点：
建议最高指挥官由中国同志担任，可以选朝鲜人担任副职。
在苏联表明态度之后，金日成对于交出最高军事指挥权的问题仍然保持沉默。考虑到战争主要在朝鲜境内进行，志愿军作为支援力量，而人民军则是本土力量，将指挥权让渡给外国部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朝鲜的尊严，金日成需要更多时间来权衡这一决定。
一个月后，伟人在北京与金日成就此事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，最终朝鲜方面接受了这一安排：
中朝成立联合指挥部，负责指挥两国军队的作战，以彭德怀为司令兼政委，朝鲜人民军金雄担任副司令，朴一禹为副政委。
11月15日，彭总在中方指挥部接待了金日成和苏联顾问，高岗也出席了会议。在讨论中，彭总直接触及了核心议题：谁应当掌握人民军和志愿军的指挥权。
苏联顾问倾向于支持彭总担任指挥，但金日成并未直接同意，而是持续谈论人民军的当前形势。在面对美军即将发起的攻势，彭总提议建立一个由中、苏、朝三国高层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，以实现联合指挥。对此，金日成依旧保持沉默。
在得知朝鲜前线情况后，伟人于11月13日与莫斯科取得联系，传达了彭总关于建立三人小组的提议。斯大林对此表示赞同，认为中朝军队就应该由彭总全权指挥。
在伟人和苏联表明了态度，并且在斯大林的劝说下，金日成逐渐消除了内心的疑虑，决定前往北京与伟人进行更进一步的会谈，以确定合作的具体事宜。经过双方的商讨，决定任命彭总为联合司令部司令兼政委，负责全面的军事指挥。同时，推荐金雄担任副司令，朴一禹担任副政 委，以辅助彭总的工作。
双方最终就指挥体系的具体运作达成了一致意见：所有作战相关事务及前线活动将由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；为了尊重朝鲜的主权和职责，后方的动员、训练等内部事务继续由朝鲜方面负责；金日成也明确表示将不再直接介入军事指挥，以防止任何可能的指挥混乱。
至此，中朝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，通过建立联合司令部并明确指挥体系，中朝两军能够更加紧密地协作，共同抵御外敌。这一重大决策不仅增强了双方的战斗力，也进一步加深了中朝之间的友好关系，为最终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